ng285月25日，第77届戛纳电影节公布了获奖名单，《风流一代》没有摘得任何奖项南宫28，第六次入围戛纳的贾樟柯在微博上以轻松从容的姿态回应：“谢谢朋友们的关心，今天晚上《风流一代》没有奖。影片在戛纳得到很多好评和鼓励，开心回家，继续下一部电影。”

　　《风流一代》是贾樟柯继《江湖儿女》六年之后重返戛纳主竞赛单元的“新电影”。这里的新，不仅仅是指新的素材，新的故事，更是对电影语言新的探索，贾樟柯称南宫28，这次非常任性，不守规矩。

　　电影从2001年开始到2022年结束，年轻的巧巧和斌哥正在经历一段充满激情却又脆弱的爱情。当斌哥去到另一个省碰碰运气时，巧巧决定去找他。电影讲述了巧巧的命运以及她所经历的时代变迁，同时涵盖了贾樟柯所有的电影。

　　《风流一代》是贾樟柯对创作生涯的一次回望。从2001年开始，贾樟柯就与老搭档、摄影师余力为用数码摄影机拍摄生活中、剧组里的许多片段，然后又邀请最稳定的女主角赵涛加入，开始即兴做一些带有剧情的片段，比如在三峡轮渡上沉默地“买盒饭”，等等。

　　人在跑，景在换。贾樟柯手里的数码摄影机换成16毫米、35毫米的胶片，又或者是工业水准的数码设备，比如5D相机。从工具来说，《风流一代》是摄影器材发展断代史；而从记录的内容来说，由赵涛饰演的巧巧，走过21年的光阴，随青春起舞，因爱恋别离，争取过、愤怒过，偏执过，最后放下，忠于自我。

　　我在戛纳观看了《风流一代》，贾樟柯微博中所说的“很多好评”的确如此，《风流一代》一度在电影节场刊位居第一、二的位置。不少专业的海外媒体反响也很好，英国《银幕》评价，它是贾樟柯对世纪之交中国的“奥德赛”式的探索。新片在戛纳首映前，版权已经卖给20多个国家，足见片商的信心，当天，电影宫外狭窄的人行道上有很多外国影迷举起纸牌求票。《风流一代》英文片名是“Caught by the Tides”，直译是“被浪潮抓住”。

　　电影在电影宫卢米埃尔厅世界首映时，同为第六代导演的管虎带着《狗阵》剧组来观看，我身边坐着演员李康生，前排还有电影公司老板于冬等华语电影人。

　　片尾，以一场发生在山西大同的群众夜跑，为21年的光阴画上句号，巧巧涌入人群，胳膊的臂环和跑鞋都在发光，是闪亮的“我”，她大喊一声“哈”，毅然决然跟上疫情开始后摧枯拉朽的时代洪流，生活的困顿、苍老的情人全部抛向身后。

　　巧巧与斌哥多年的情感纠葛彻底画上句号，贾樟柯坚定地说，当巧巧这样的女人说结束的时候，就是真的结束了。

　　影片放映结束，灯亮时，全场热烈鼓掌，银幕非常“配合”地把镜头特写对准了赵涛，她热泪盈眶，站起来与丈夫贾樟柯拥抱，贾樟柯温柔地提示朋友们，片尾巧巧的呐喊不但属于角色，也属于她这样的人群。

　　5月28日，法国著名影评人、前《电影手册》主编让-米歇尔·付东撰写长文深度剖析戛纳电影节，在所有的主竞赛单元入围影片中，对贾樟柯的新作与科波拉的《大都会》进行重点解读，他认为，“《风流一代》体现了一种非凡的电影天赋——让虚构成为文献——这种天赋从未被其他电影作者如此运用过……这既是一个经历巨变的庞大国家的历史，也是一个女性的生命历程，二者在影片中同时被记录和讲述。”

　　付东看得很认真，他看到了电影的两层：一层完全属于赵涛，贾樟柯对自己的妻子充满溢美之词，认为她的走向就是电影的走向，“表演是高纬度的，很高级，进入了自由王国。”作为导演，《风流一代》不可能“未完成”，已经拍完了。

　　更深一层属于时代，贾樟柯选择几乎默片的形式，赵涛在电影中除了最后一声呐喊，没有台词。贾樟柯认为沉默是时代变迁最好的注解，“一旦说出来就会变味”，他相信观看者和角色心领神会，有超越台词的默契。

　　在记者会上，贾樟柯提出一个观点，在戛纳期间成为其传播力最强的“金句”，他说：“未来的人类电影将会分为疫情前和疫情后的电影。人类普遍经历的灾难、巨变，总会让一个时代的艺术结束，另一个阶段的艺术开始。”

　　这句话很应景，概括了这次戛纳电影节所呈现的电影景观。仅主竞赛单元，我们就能看到：《利莫诺夫》通过激进诗人的游历，梳理从冷战持续到价值观强烈晃动的2020年的西方文明；大卫·柯南伯格在《裹尸布》中讲用App来记录亡妻死后身体的变化，并提供给活人虚妄的情绪价值；哪怕是看起来很复古的科波拉的《大都会》，竟然让电影中的主角与现场被安排好的“媒体记者”进行真实互动，第四面墙被打开，寓意我们都在直播中；《风流一代》在第三幕出现了扫健康码、戴口罩跳交谊舞、老年网红在短视频里伴着广东歌跳舞、超市里机器人问候巧巧是否快乐。

　　这些堪称世界第一梯队的电影导演完全没有通气，各自独立创作，指向却惊人地一致，即两个时代及其所指向的艺术形式的分野。

　　在戛纳，这种感受尤为强烈。连贾樟柯也称自己是短视频爱好者，电影宫内外随时有人掏出手机刷短视频，观众的注意力被更多媒介形式抢夺、分薄。而看起来很古老的电影，还保留着不服输的坚强内核，突破形式的边界，保持记录，进入电影与进入历史几乎同频。

　　在段落终结的时候开始，这是以贾樟柯为代表的第六代导演的回望和重新出发，不仅仅是中国，也是世界导演的共同挑战与使命。

　　智族GQ：虽然《风流一代》在戛纳最终没有获奖，但得到不少专业影评人和媒体的肯定，你怎么看待奖项的结果与口碑之间的落差？

　　贾樟柯：一直都是这样，跟抽奖一样，无论是在戛纳还是威尼斯电影节，20多部竞赛片基本在同一水准线之上，最终的结果取决于评审团的构成以及当时的氛围，所以像我这样从98年就开始参加电影节的，早就习惯了。如果我赢了，那对别人来说是一种遗憾（笑）；反过来说，那些赢了的电影，跟自己的差距很大吗？不大。我很习惯。

　　贾樟柯：她没什么反应，她不关心这些事情，她基本是工作、接受采访、然后玩儿。我们拍了快30年电影，如果还在意奖项这件事，那才有点失败，说明自己从来没有被肯定过。

　　贾樟柯：在国内，我们希望能够在十月前发行，公映。这个片子在送戛纳前都还在剪辑，一直都没有时间准备发行的宣传物料。我下面工作还比较多，作为导演必须亲力亲为去助推这部影片在国内院线甚至全世界的影院上映，之后才能踏实地做新的项目。

　　贾樟柯：首先不存在看不懂的问题，这部电影非常容易看懂，对于本土观众来说，这些都是我们经历过的时代，即便是一些年轻的观众，这也是他们父母的经历，时代在电影中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而电影有很大的比重是讲当下，疫情发生之后。所以，这部电影没有深奥晦涩的地方，反而是带着深深的情感，是时代情绪的曲线。它像穿梭机，带领观众回到过去，再抵达今天。

　　贾樟柯：我们只有短短八个镜头是以前电影用过的。《风流一代》是一个新故事，跟过去作品的联系仅仅在于人物的名字、造型、区域，从山西到三峡再到广东。这部电影跟其他电影共同的连接就是时代。

　　贾樟柯：我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但谁是短视频的观众呢？电影的观众也会看短视频，即便我作为电影导演，看很多电影，但同时也看了不少短视频。我特别爱看短视频。所以我并不觉得有专门的短视频观众。

　　智族GQ：今年戛纳出现有趣的现象，第六代导演共同选择回望过去，兼顾电影语言的探索，这样的姿态是巧合还是默契？

　　贾樟柯：我首先觉得，在今天把这些导演还放在代际的思维框架里，是非常懒惰的做法。第六代早就消失了，用评论家的划分来说，第六代只存在于刚刚形成的时候，这些导演有共同的兴趣点、共同的记忆，造就了早期创作的相似性，实际上我觉得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第五代消失了，第六代也消失了。

　　在2024年，三个性格不同的导演共同回望过去，跟疫情有很大关系，我们不是对自我的总结陈词，而是疫情本身带给我们深刻的感觉，一个段落终结了，需要用电影来做点什么。与此同时，我们处在一个巨变的阶段，特别是科技带来的变化，比如人工智能，科技发展进入活跃期，必将意味着旧的生活方法的终结，只能说我们这些导演是相对敏感的，面对一个未知的崭新的时代，通过回望过去寻求今天的答案，这是很正常的思维过程。

　　智族GQ：目前第五代导演中不少人在做商业类型片，但在今年的戛纳，第六代导演还在做电影语言的探索，想听一下你的观点。

　　贾樟柯：兴趣点的转移很正常，从作者电影转换到类型片拍摄，适应市场，适应观众，是个人的选择，而且这种选择无可厚非。我们总是对某个人的变化充满了恐惧，中国电影文化没那么脆弱，不会因为一两个导演转移了拍摄方向就怎么样，有很多年轻导演专注于艺术实验，同时也有很多年轻导演对商业电影感兴趣，进入到个人化的时代，就不能用代际的方法衡量。对于个人的选择不应该放在已有的代际概念里面去看，要接受一切的改变。

　　智族GQ：这次在戛纳亮相的几位导演，给我统一的感觉是，第六代导演让我看到了华语电影的希望，仍然保有鲜明强烈的个性。

　　贾樟柯：可能跟我们的成长经历有关，我们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思想相对活跃的阶段进入行业，选择电影作为表达的渠道，直到今天还坚持得很彻底，电影可以是个体声音最真实的表达渠道。吴晓波有一本书《激荡三十年》，“激荡”这个词用得很准确，这也是我们这些亲历者的直接感受，我们是在改革开放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这种激荡必然让我们非常关心社会，对社会进程的变化很敏感，通过人来折射社会的巨变。

　　再一个，那是一个迅速全球化的时代，特别是到互联网发达之后，我们能接收到的资讯几乎可以和国际同步，包括电影，很容易参与到全球性议题的讨论里面。

　　智族GQ：刚才在会议室看到《三峡好人》的海报，当年你曾撰文写过“三峡再无好人”的文章（注：2006年12月，《三峡好人》与《满城尽带黄金甲》同期公映），现在你的态度会发生变化吗？

　　贾樟柯：不会发生变化，每个导演都应该为自己在乎的电影类型去呼喊。不同的电影类型共同拥有的时空，就是院线。不仅仅是文艺片、纪录片导演要去争取空间，拍商业片的导演争取排片呼喊得更厉害。每个导演拍电影都不容易，都希望在院线争取到相对好的空间，赢得更多关注。电影的结束，不是结束在杀青，也不是在电影节，而是结束在观众，如果完成不了或者走得不顺畅，导演当然着急了。

　　智族GQ：就在刚刚，你被推选为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长，上一任会长是李少红导演南宫28，习惯上被划入第五代，这是一种传承吗？

　　贾樟柯：少红导演已经做了13年，我们还希望她能继续做，但协会有自己的章程，只能连任两届，所以少红导演卸任之后，就把目光投向年龄大一点的我。协会职位平均年龄是45岁，我今年54岁。上一届我是副会长，协助少红导演做了很多工作，这个协会归根下来是几个方面，一方面是扶老，帮助80多岁、90多岁的老导演解决实际困难，把他们的影片保存、放映，作为电影文化的历史进行梳理；另一方面是携幼，把少红导演牵头做的“青葱计划”继续做好，推出更多优秀的年轻导演。当然还面临很多新的问题，目前我们不知道会迎来什么样的新问题，等这些问题出现，我们要有反应，要发出导演群体的声音，帮助维护导演的创作权益，解决导演创作中遇到的困难。

　　智族GQ：你在戛纳输出了金句，认为以疫情为分界线，“未来的人类电影将会分为疫情前和疫情后的电影”，这个结论是怎么得来的？

　　贾樟柯：首先基于现实，世界到今天都还没有完全恢复，比如航班班次减少、机票非常贵，人际交往的方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情况让我想到二战，也是席卷全球的事件，从电影史的角度看，二战之后诞生了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法国新浪潮，产生的影响至今还在。所以类似疫情这样全人类范围的事件，势必会影响到电影，很多观念都会发生变化。在以前，我们觉得全球化是必然趋势，不可逆，现在你发现它是可逆的，可以回到保守、封闭的状态。

　　再就是科技爆炸式的发展，没人想到AI成熟得那么快，让人措手不及。回到电影，现在去看疫情前的作品，都会有一种错觉，是不是太古典、太传统了，与我们的生活形态格格不入，比如我们再看侯孝贤、杨德昌，你会觉得它是农耕时代的产物。因为人类社会焦虑的问题已经不一样了，过去几年主要是性别的焦虑，可能再过几年就是人机共存的焦虑，变得太快了。

　　智族GQ：去年6月，你力挺阿彼察邦的《记忆》在国内公映，在你的影响下确实不少观众知道并去看了。为什么想要参与这部电影？

　　贾樟柯：《记忆》是我喜欢的电影类型，我是那个片子的联合监制，有一份职责。之所以参与这个电影，是觉得这一类型电影对电影本身太重要了，它打开了我们另一种理解世界的方法。我希望能推荐有启发的电影给观众，让观众保留看自己不熟悉电影的习惯。

　　贾樟柯：我不一定能做得那么彻底，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拍电影要活泼，导演要活泼，不要越拍越保守，不管你能走多远，都应该去拍活泼的、不安全的电影。行业要发展，绝对不是靠安全的电影来推动的，它一定需要用观众不熟悉、充满实验性的电影去推动。世界在变，旧的电影语言解释不了新的时代。今天格格不入的东西，可能一两年后就变成大众非常接受的东西。你得鼓励有人做这样的事情。

　　贾樟柯：没有，从来没有困扰。电影不会消失，就跟京剧一直没有消失一样，它只会变得没有那么重要。对从业者来说，如果你过度恐慌，说明你对电影的娱乐位置太重视了，那你反问自己，如果爱电影，全中国几万个电影院变成一千个、五百个，你就不拍了吗？肯定要拍。从这个角度来说，做自己喜欢的事就没什么好恐慌的。电影本身是科技的产物，到目前为止，各种新的发明在挑战电影，都没有成功。但是不代表未来其他的发明不会对它产生本质性的挤压。那天到来的时候也不用恐慌。

　　智族GQ：你的新书《电影，我略知一二》已经出版，它代表了你什么样的心态，有谦虚自嘲的成分吗？

　　贾樟柯：“略知一二”这个书名取材自戈达尔的电影《我略知她一二》，这个片名非常好，我们了解人跟事怎么可能全面，所能知道的都是浮光掠影的片面，除非上帝，没人能说自己洞察一切，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反上帝”的视角。

　　这本书是关于电影的通识课分享，没有太多深奥的道理，希望影迷、电影爱好者能够了解我心中的电影，通过电影历史发展的脉络来谈电影语言的革新变化。这本书看重的是系统性的理解，我们看电影太多基于趣味，趣味对感受电影的美并不足够，你必须具有系统性的对电影的了解，才能看明白一部电影在做什么。

　　所谓“略知一二”，首先这是贾樟柯这个人的理解，有我独特的理解，也有跟别人一样的理解，混杂在一起。谁又能说掌握电影全部的秘密呢，没有人能。所以它不是谦虚，它是一个事实。

　　智族GQ：我注意到你开始在微博上打卡晨跑，什么时候开始养成了晨跑的习惯，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贾樟柯：前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两年了。我开始跑步跟两个人有关系：大概是1994年，在电影学院，那时候大学要求每天晨跑，我们就每天应付两圈，签到完了赶紧回去接着睡或者去吃饭。有一天，突然有个老教授出现在操场上跑步，这个老教授从来没有出现过，他坚持了一两个月，天天跑，我就很偶然地问他：“您怎么原来不跑现在开始跑了？”他说：“过段时间我要进组了，拍个戏，我当导演，要锻炼身体，积蓄体力。”我特别感动，我这才理解电影是一个拼体力的工作。

　　后来就是张艺谋导演去平遥电影展，我们接待他，他天天跑。他每年拍一两部电影，我应该向他学习。我54岁了，也应该为我的电影积蓄体力，我就开始跑，特别受益，跑到第二年根本是一种享受。

　　贾樟柯：不会想（笑），想得比较多的是今天一天要办啥事，一个人要无时无刻都想电影就麻烦了，变成神经病了（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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